【记者按】智利佳理（Carey）律师事务所被《钱伯斯拉丁美洲》（Chambers Latin America）评为拉丁美洲年度最佳律师事务所。在此，豪尔赫·佳理（Jorge Carey）与何熠明（Jaime Carey）两位律所合伙人兼几家公司的董事，一起谈到了当地的情况。他们对财富税提出了质疑，称矿业必须做出公平合理的贡献，提醒社会治安对营商的影响，并捍卫在养老金问题上的自由选择权。
英美式的管理体系和一定的幸运成分，是智利佳理（Carey）律师事务所成长的关键，无论规模还是其百年历史以来的数个奖项，佳理是智利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佳理最近被《钱伯斯》（Chambers & Partners）排行机构的著名区域名单《钱伯斯拉丁美洲》（Chambers Latin America）评为拉丁美洲年度最佳律师事务所。佳理在2012年时，曾荣膺此奖项，到目前为止，佳理是智利唯一一家获得该奖项的律师事务所。
“再次荣膺这一奖项，我们非常荣幸，因为整个拉丁美洲范围内都有着杰出的律师事务所。这是巨大的骄傲，是在我们律所一起工作的五百多名成员组成的伟大团队齐心协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客户日复一日对我们信任的结果”，佳理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何熠明（Jaime Carey）如是称。
何熠明的哥哥、律所高级合伙人豪尔赫·佳理（Jorge Carey）补充道：“我们正在与来自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地的超大型律师事务所竞争。智利第二次获得这一奖项，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使我们充满了自豪和欣慰，但同时我们也非常谦卑，因为我们如实感受到了我们需要再继续努力，站稳已取得的拉美区域内之地位”。
10月28日，在迈阿密的颁奖仪式上，何熠明、巴勃罗·雅克贝利（Pablo Iacobelli）、理查德·利伟科（Ricardo Reveco）、帕特丽霞·西贝尔曼（Patricia Silberman）和弗朗西斯科·古兹曼（Francisco Guzmán）共同出席接受了此奖项。佳理律师事务所至今有270名律师，其中有41名是合伙人。百年历史中，佳理（Carey y Cía.）的业绩从1980年代为智利重新谈判债权银行外债提供咨询，到现在疫情当下为中国科兴（Sinovac），就其在智利的法律相关工作提供咨询。
“希望政界能就持久的改革达成一致”
除了本次荣获大奖以外，佳理律师事务所还对智利目前营商氛围表示关注，尽管他们强调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智利仍处于良好的地位。他们这样说是基于自身作为智利和外国投资者的法律顾问一角色，也是基于其在不同行业的各种公司担任重要职位一角色。豪尔赫是Masisa、ProVida、Quebrada Blanca、Cemento Melon的董事会成员，而何熠明是智利大都会人寿保险（Metlife Chile）的董事会主席。
“智利地处拉丁美洲，而非欧洲或美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智利仍然是一个让外国人看了就会尊敬的国家。尽管必须对已经在智利的投资者和没有在智利的投资者进行区分”，豪尔赫指出。他说，尽管有这样的判断，但“人们对每四年一次的改革的引力冲动感到担忧；人们感到长期的国家政策没有被制定，这影响了投资信心与欲望和游戏规则。我希望政界能就改革尽快达成一致，并能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
何熠明补充说，环境问题上的法律不确定性、官僚主义和缺乏安全感也是一个问题。“今天有一些智利投资者更愿意把他们的资本带到其他市场，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以前有一种对国家的热情和信誉的精神，但现在不确定性加上不安全感，这促使了家族式企业、企业家们和投资者要重新审时度势，要么到国外生活，要么停止在国内投资。这在以前并没有发生过”。
豪尔赫担心称，不安全感对商业有不良影响，因为它抑制了企业家或拥有资产的人在智利的投资。“例如，过去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的养老基金投资智利的森林；今天，不仅他们不买，而且那些买了的人也无法采伐，因为那些土地被人不法占领了”。豪尔赫同时也是智利一家大型木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财富税：“正在跨越一个十分复杂的界线”
佳理律师事务所担心称，正在国会讨论的一系列改革，其中如税改，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特别是那些与财富税有关的修改提议。“当你对资本征税时，即一个人在缴税后所积累的财富，另外还需要缴纳遗产税时，在一定程度上就跨越了一条十分复杂的界线，因为这会对储蓄产生深刻的抑制作用，你在鼓励人们生前处置自己的资产。若欲对所得利润进行征税，则股票市场就会有严重的倒退，会严重阻碍投资的，是非常糟糕的政策”，豪尔赫如是道。
与此同时，何熠明补充道：“对利润征税与对资本征税是不同的。若某人有10套房产，加起来达到开始应征税金额，可能会发生一些人没有流动资金可以支付相应税款的情形。由此他们不得不开始抛售自己的房产，来支付这一税款”。他说，相反直接对公司提高税率没有很坏的影响，就像智利全国总共商会主席候选人理查德·梅维斯（Ricardo Mewes）提到的那样。“尽管这一措施不会产生太坏的影响，但还必须对此加以评估，因为尚且还缺乏对增长和投资的激励措施”。在这个问题上，何熠明还补充道：“提高税收本身不是一件坏事，要提高的情形必须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如果继续提高所得税，我们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在越界？梅维斯说的可能是对的（……）。显然，提高所得税不仅是一件法律允许的事，而且是一个比对资本征税更好的工具”。
关于养老金改革，鉴于两人都在与该主题相关的公司——Metlife和ProVida——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表示只愿做一般性评论。“作为一个智利人，我喜欢一个人有选择的可能性，我希望我们智利人有能力决定我们是否想要一个高素质的私人实体，就像现在的实体一样，来管理养老金，而且我们没有义务把它们交给一个公共机构。我总是更愿意被赋予选择的权利。我希望这种选择不会被夺走。如果他们想建立一个对等的公立实体，可以，但不要剥夺私立实体的工作，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豪尔赫说道。
关于矿业权利金，律师兼Quebrada Blanca公司的主管，豪尔赫强调称：“我们拥有世界级的采矿，我们必须照顾好它。它必须贡献出公平且合理的东西。人们希望矿业权利金是合理的，不要杀死生金蛋的鸟。如果有人不努力寻找铜，探到它、加工它、运输它、出售它、与他人竞争，我们就不会从地下的铜中得到任何好处。但是，如果你每年都在想，一个新的政府会进来然后提高税率，那么你就无法计划长期投资。马塞尔（Marcel）是一位优秀的财政部长，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正在制造很多噪音”。
律所的未来：“尽管我们收到过很多收购邀约，但我们很久以前就决定保持我们自身的独立性”
在国际律师事务所越来越多地入驻智利的情况下，佳理成员们坚定地捍卫着这家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事务所的独立性：“尽管我们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律师事务所有紧密合作，也收到了许多与主要国际事务所合并或联合的提议，但我们很早就决定保持我们的独立性，继续成为一家强大的智利事务所”，豪尔赫如是确定道。
根据内部规定，佳理的合伙人必须在70岁时退休，除非80%以上的合伙人通过无记名投票将他们的成员资格延长至两年，豪尔赫就属于这种情况。他自己解释说，遵循位于伦敦和纽约的国际律所其组织管理模式的内部治理制度是佳理成功的根本。“我们是智利第一家制度化的律所，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从一个相当不正规管理的律所，变成了一个有明确界定和规范管理模式的律所”，豪尔赫·佳理解释道。这样，律所规定了律师如何加入事务所，何时可以成为合伙人，内部治理的形式，还包括如何分配利润，开除合伙人的情形，退休相关规定等。
1970年，该事务所有9名律师。他们指出，到1977年，由于阿连德政府，客户数量大量减少，当时律师数量下降到了4名。1980年，这个数字再次回升到9名；1990年，上升到14名；1995年，上升到19名；2000年，上升到74名。今天有250名”。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是智利在那些年经历的爆炸性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反映。豪尔赫·佳理说：“如果不是因为那著名但又被诋毁的30年，我们就无法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律所也承认，在智利经济蓬勃大发展的背景下，运气也发挥了作用。“我认为我们在197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是幸运至极的，当时很多外国银行来到智利进行大规模的贷款。当时，只有两家律所能够为他们提供服务。我们，因为前几代律师的努力成果，加上我们少数律师的双语能力，因为他们在国外的学习和工作，使得我们成功抓住了这个往往一生中只发生一次的机遇。随后我们接触了许多银行自己的客户，即来到智利购买正在私有化的公共部门资产的跨国公司，伴随着我们在提供着先进的法律服务的同时，我们大大增加了自己的本国客户群数量”，豪尔赫确定道。
除了在1983年金融危机后的外债重新谈判中担任智利债权银行的代表律师外，佳理还参与了其他里程碑式的事件，例如在美国开始发行存托证券，和现在中国科兴入驻智利（佳理成为了这家中国巨头的法律顾问）。
